编者按：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教育强国”战略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也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过去的一年，多所顶尖高校密集“换帅”——院士履新校长、跨校交流成势、理工科背景持续强化，一幅高校领导群体加速更替的图景清晰浮现。
与此同时，学科专业调整的浪潮也在同步推进。教育部设定的“优化调整20%学科专业布点”目标已于2025年完成，复旦宣布文科招生比例降至20%、发力新工科，山东大学停招27个本科专业。高校治理层面同样动作不断：南航推行“去行政化”改革、多校撤教务处设本科生院。这些变化看似各自独立，实则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毛入学率已超60%）的新阶段，中国的大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来领导？领导者的学科背景、职业路径与流动方式，如何影响着高校的战略选择与文化传承？
今天，一读为大家推荐广岛大学黄福涛教授的文章《十年变革：中国顶尖大学的领导力趋势（2013-2023）》。研究基于2013年和2023年两个时间点系统收集的个人履历数据，涵盖2013年的108所和2023年的147所顶尖大学中超过千名党委与行政系统领导者，采用混合方法设计，从年龄、性别、学历、学科、国际经验、机构流动性和政治面貌等多个维度，描绘了一幅清晰且富有深度的领导力变迁图景。
黄福涛，现任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高等教育学专业主任、终身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2008年至今)，浙江大学兼任教授(2018年至今)。同时，担任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Richmond，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 London董事会成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外国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课程开发、学术职业的比较研究等。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语言在国内、日本以及国际主要英文学术刊物发表百余篇论文。
过去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双一流”建设的推动下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作为大学治理的核心，领导层的构成与演变直接影响着高校的战略方向与全球竞争力。然而，长期以来，关于中国顶尖大学领导者“是谁”“从哪来”“如何选拔”等问题，学界缺乏基于大样本、长时段的实证研究。
基于此背景，黄教授系统梳理了2013年至2023年间中国顶尖大学领导层的结构性变化。该研究覆盖2013年108所211工程大学的1094个领导职位和2023年147所“双一流”高校的1380个领导职位的详尽履历数据，对党委书记和校长群体的年龄、性别、学历、学科、国际经验、职业流动及政治面貌进行了多维分析。
2026年3月，针对黄教授的研究《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亚太地区记者Tash Mosheim对黄教授进行了专题采访。采访中，黄教授提到该研究主要关注中国顶尖大学领导层在2013年至2023年间的结构变化，并进一步讨论了一个具有解释意义的问题：过去十年间，是哪些群体执掌着中国顶尖高校？而这些领导者的选拔机制与职业流动路径，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发展方向？
01
领导层的四大转变
研究中，黄教授将样本高校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涵盖所有纳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第二类为原211工程高校中非985院校；第三类则对应原985高校。
1. 学历飞跃
在如今的“双一流”高校，博士学位几乎成为了校长们的“入场券”。
数据显示，十年间大学领导层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在校长群体中由约82%上升至接近94%，在党委书记群体中由约73%上升至约89%，几乎是人手一个博士证书。博士学位逐渐成为顶尖高校领导岗位的重要学历背景之一。
黄教授介绍道，由于公开渠道中高校领导的履历信息往往不够详尽，外界很难准确判断其博士学位是来自全日制学习还是在职攻读。考虑到这些领导的平均年龄，可以合理推测，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在工作期间以在职方式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一现象与当前干部选任制度中对学历的强调密切相关。在组织考察过程中，学术背景被视为衡量干部素质的重要指标，因此不少人在进入或即将进入领导岗位时，会选择在本校继续深造，以补齐学历上的“短板”。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部分领导本科毕业后即留校工作，长期在团委或行政管理岗位任职，随后通过在职方式完成硕士乃至博士阶段的学业。在公开的履历中，这些学习经历往往被呈现为一条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连续学术路径。然而，这些学位是在何种条件下获得的、是否经历了完整的科研训练，公开资料通常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正因如此，近年来高校领导中博士比例迅速上升这一趋势，并不完全等同于其学术背景的同步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它反映的是现行选任制度对学历符号的高度重视，而非单纯的专业能力增长。
2.学科转向
近十年来，中国顶尖大学领导层的学科背景明显向理工科（STEM）集中，且学校层级越高，理工科背景领导者所占比例也越高。
从2013年到2023年，各类高校领导层的学科构成均发生明显变化。在全部147所“双一流”高校中，理工科背景领导的比例从54%上升至61%。原211高校（非985）的变化更为显著：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者比例从47%提高到64%，而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领导比例则从53%降至36%。在原985高校中，理工科背景的领导在2013年已达63%。十年后，这一比例上升至约70%，人文社科背景领导的比例进一步萎缩。
黄教授解释，这一趋势与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在选拔高校领导时，组织部门不仅考虑政治可靠性和行政经验，也越来越看重学术背景与专业能力。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国家重点，高校尤其是理工科类重点高校在科研经费、国家项目和政策支持方面具备优势。
相比十年前，如今的大学校长和副校长更常被要求具备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专家的身份，尤其在信息技术、材料、物理或医学等关键领域。在许多高校，校长是否为院士已成为衡量其学术声望的重要指标。尽管本次研究未专门统计院士比例，但现实中可以观察到院士比例的明显上升。
3. 国际视野的普及
与此同时，高校领导的国际经历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选拔标准，这在校长选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研究发现，2013年至2023年间，无论在党委系统还是行政系统中，具有海外研究或学习经历的领导比例均显著上升。其中，有海外经历的行政领导比例从约40%上升至54.5%，党委领导从约32%上升至49.7%。在非985高校中，校长有海外经历的比例更是增长了近20个百分点。
黄教授指出，海外经验有助于领导者“更好地理解国际学术规范、合作网络和全球竞争”，这反映了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日益增长的全球雄心。然而，进一步拆解学历数据可以发现，真正持有国外大学博士学位的领导者比例依然较低，海归校长的比例略高于8%，且这一数字在十年间几乎没有实质性增长。多数高校领导的海外经历以访问、进修或短期合作为主，而非在海外完成完整的博士培养。
黄教授认为，这种模式体现了“选择性国际化”：短期研究访问、交流与合作项目拓宽了全球联系，但没有取代国内博士培养渠道。国际经验在领导力选拔中扮演的是“补充性资历”而非替代性条件——它强化了全球能力与政治一致性并存的混合型领导模式。
4. 流动性增强
在领导来源结构方面，曾经多在一所学校长期任职的高校领导，如今正越来越频繁地在不同机构之间调动。研究发现，高校领导跨校流动的比例已从十年前的约40%大幅提高到了60%左右。在行政领导中，有跨校任职经历的比例从2013年的39%上升至2023年的57%。而在党政系统领导中，有跨校任职经历的领导增加更快，从44%跨越到了62%。这一变化显示，高校在选拔领导时，已从过去单纯看重资历和内部身份，转向更开放、更看重能力和绩效的新标准。
黄教授将此描述为“形成了一个更具活力的国家领导人才库”。但他同时强调，尽管市场因素在增强，任命仍然是“由政府及党委部门强力协调，而非由完全开放的市场驱动”。中国高校领导的任用属于国家干部管理体系，部属高校领导通常由中组部或教育部任命，省属高校则由省委组织部任命。在这一制度框架下，近年来高校领导更为频繁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干部轮岗”的特点。不过，与一般行政系统的轮岗不同，高校领导岗位对学术水平和专业背景有较高要求。
这种调动，一方面是学术和管理资源的流动传播。另一方面，外部调任还可以防止高校领导层的地方化和内部封闭。在“双一流”高校中，由于对学术声望与管理能力的双重要求，领导人选往往集中于少数顶尖高校与科研机构，进而可能带来治理模式趋同的问题。黄教授还注意到一个潜在隐忧：这种趋势在提升治理专业化水平的同时，也可能压缩高校基于自身历史传统与学术文化形成的差异性发展空间，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性与创新能力构成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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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延续：稳定性与约束机制
除了上述显著变化之外，研究同时揭示了大学领导结构中的两项长期稳定特征，这构成了理解中国大学治理不可忽视的制度基础。
政治忠诚的基石：研究显示，超过95%的大学领导为中共党员，党委书记岗位的政治属性尤为明确。黄教授在采访中解释，中国大学领导层的选拔“通常结合了学术资质与政治可靠性”，政治信任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大学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公共机构”。这与英美等国大学以公开竞争性遴选为主、不将政治身份作为选拔前置条件的制度形成对比。这一特征表明，在中国大学治理体系中，政治忠诚与组织一致性始终构成制度运行的基础性约束条件。
性别失衡的僵局：在性别分布方面，女性在高校领导层中的比例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女性校长比例由2013年的8.3%上升至2023年的11.4%。女性党委书记则从6.1%升至9.8%。这一局面与高校基层教师队伍的性别构成形成鲜明反差。尤其在985高校体系中，女性领导者比例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在党政系统中，女性领导比例从13.2%降至11%。行政领导中女性的比例，则从8.2%跌至6.5%。
黄教授将此归因于“结构性和文化性因素”，包括女性在STEM领域的代表性不足，以及进入高层领导职位的晋升通道有限。他指出，尽管女性大学领导者的比例在过去十年略有增加，但这一变化“是象征性的而非结构性的”——增长集中在非985院校，而顶尖研究型大学仍由男性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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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治理模式”的成型
基于上述发现，研究提出中国大学治理呈现出一种“混合治理模式”的解释框架。该模式主要指：在既有制度框架下，通过引入一定程度的专业主义（如：学历结构与学术背景）、管理主义（如：组织效率与分工机制）以及国际化经验（如：海外学习与合作经历），推动大学治理能力的结构性调整。这一模式并不意味着制度逻辑的单一转向，而是在多重治理原则并存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组合性结构。
黄教授本人将其总结为“管理专业主义与强有力政治监督并存的现象”。他在接受《泰晤士高等教育》采访时进一步指出：“与许多强调高校自主权和管理治理的西方体系相比，中国的大学是在党委发挥核心协调作用的框架内运作的。”该报道将这一结论概括为：“中国大学正变得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学更加相似，但仍处于国家强有力的制度框架之中。”
黄教授认为，这种混合模式不是简单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一种深度的制度化融合。它使得中国大学既能遵循全球公认的学术领导力规范（如重视学术资历），又能确保其发展路径与国家战略和政治要求保持高度一致。从理论视角看，这体现了“选择性制度同构”：全球领导力规范被内化以增强合法性，同时维持国内政治控制。专业化和政治一致性是共同演进而非竞争性的。
04
结语与启示
综合来看，黄教授的研究描绘了中国“双一流”大学校长群体的基本轮廓：年龄集中在50至60岁之间，处于学术声望与管理经验相对平衡的阶段；男性占比超过90%；博士学位近乎成为任职的普遍条件，专业背景以理工科为主；不少校长拥有海外经历，但多为短期访学或客座研究，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者比例较低。在职业发展路径上，这一群体普遍遵循“从学术拔尖到高校治理”的成长模式：先在科研领域积累学术资本（如主持国家级项目、获得重要科研奖项），随后逐步晋升至院系或校级管理岗位，最终进入核心决策层。总体而言，他们是兼具学术资本与行政能力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黄教授认为，这一领导群体的结构性特征，既反映了中国大学治理在专业化与国际化方向上的实际进展，也揭示了制度约束下的延续性。该研究为理解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提供了系统的经验性证据，也为比较不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领导结构提供了参考。此外，仍有若干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例如，性别结构持续失衡的原因、跨机构流动对组织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国际经验在高校治理中的实际转化程度等。
文章来源：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chinese-university-leadership-changing-party-ties-still-key[Sa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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